石玉新

为“冀商”正名

（或名：确证“冀商”的历史坐标）

 

一、关于商帮

《现代汉语典》中没有“商帮”一词。《辞海》中解释“商人行会”，称其为中国旧时的“商帮”，其实行会是同行业的联合组织，与我们所说的“晋商”、“徽商”、“冀商”的商帮，其意相去甚远。

商帮即经商集团，“冀商”即由河北人组成的经商集团，还可称为河北商帮。

商帮的特点，一是地区性，以国、以省、以市均可论之，如日本商业集团，晋商、温州商人等。二是集团性，或曰团队性，表现为成员关系、活动范围、合作措施、利润分配等。三是专营性，即经营项目相对集中并占有垄断性的或较大的市场份额。四是人文性，即经营理论、策略、风格、影响等。这四大要素不可或缺，浑为一体，尤为人文性为世人瞩目，作为区别商帮的重要标志。

商帮是个历史名词，当今各地有所延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有十大商帮峰会、十三省商帮论坛等，都是与历史上的商帮隔断大几十年后的新型组织，都不是从前辈那里的直接承继与薪传。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帮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浙江商帮，简称晋商、徽商、浙商。徽州是旧地名，在皖南；浙商又分为宁波帮、温州帮。三大商帮都有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的几百年的历史，其鼎盛时期可谓富可敌国，行迹九州，名满天下。

二、历史上的“冀商”

按照商帮的四个要素，对比历史上著名的三个商帮，“冀商”之说能否成立呢？按地区性讲，自古至今，中国各地哪里都有商业活动和商人职业，其中不乏集团性的组织和专营性的方略。这是自然而必然形成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有的做得大些，强些，持久些，影响深远些，这就形成了商帮。

历史上，外出经商的人，往往因为家乡穷困，自然条件恶劣，地产不足以糊口，或人多地少，只好丁口输出。一人发财，羡煞乡里，于是随者众多，因以成习，乃为风气，沿袭日久，晋中晋南、徽州、温州莫不如此。其中最大的诱因，就是影响。

在河北商史上，能称得上“帮”的有三个：一是冀东以乐亭县为主的“老呔帮”，取东北为主要流向和活动地；二是“走东口”到外蒙经营的“张库帮”；三是以保定商家和专类物产品行销天下的“冀中帮”。这三大帮构成了“冀商”的主体，其地区性、集团性和专营性十分显著，在历史、规模、商业影响诸方面，并不比晋商、徽商、浙商逊色多少。

但在人文性上，值得细细探讨。

简约概括地说，晋商将经商视为“命”，命运，而且是最好的命运；徽商视为“路”，路途，达到理想目的的通道；浙商视为“生”，生活，除了经商不知该怎样生活；冀商则视为“事”，事情，努力做好，做得不好再做别的事情。由此可见各路商帮的迥异风貌和特质内涵。

谈论商帮的人文性，离不开地域文化，这是近年来的一门显学，著述颇多。有不少真知灼见，也有一些尚属一家之言。我们经过考量辩析，还是认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古理。形成各地商帮四大要素的各不相同的成份中，都可以在中国人的性格地图上找到他们的人文基因。

 

三、“冀商”的四大贡献

一曰开发东北，二曰沟通外蒙，三曰惠济京津，四曰物流天下。

开发东北主要是老呔帮，这里用“开发”一词是毫无为过的。沟通外蒙最主要的是张库辈。这两段历史和代表人物，报上已作了大量报道，不再赘言。冀中帮的历史贡献主要是惠济京津和物流天下。

北京作为几百年的国都所在，其人口中河北人占据相当大的部分。天津更是如此，因为此地原本就是河北省的最大城市，曾为省会。这样，就有许多河北北人在京津两市经商并扎下根来。如沧州丁德山三兄弟创建了“东来顺”，冀州杨德山创建了“全聚德”，大厂铁百万为京城珠宝器行贡献颇巨，安国药材业对“同仁堂”的作用极大。天津食品三绝，“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其始创者皆河北人。天津城里竟有个“小冀州”，自然商家林立之地。如此林林总总，不可计数。冀商为京津两市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今人感到特别自豪的。

冀中商帮因其地域多特产特业，地区性、集团性、专营性非常明显。保定酱菜、安国药材、高阳棉布、辛集皮毛、安平罗网，顺平肠衣等等，莫不商帮遍地，物流天下。历史长，产品精，声誉佳，贡献大，多有“半天下”之美名。

 

四、解读“冀商”的人文性

人文性，即特殊的文化内涵，是商帮的重点特征。越是有名的商帮，其人文性就越显著。

我们以晋商、徽商为参照，来衡量冀商的人文系数。

历史上，晋商与徽商并称商界双雄，领风骚500年。晋商所到之处，商业随之发达。晋商富甲天下，清咸丰时山西是可以与广东相媲美的富裕省份。晋商崇信欣义，诚至天下，独以银行业发达而称“汇通天下”。晋商影响所及，山西全省有“人人经商，个个言商”的社会风尚，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雍正皇帝“金口玉言”：“山右大约富贾居首，其次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风俗尤为可笑。”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四民之末的“商”一下跃居四民主首，晋人习俗实在异常。世人均认为山西人朴质厚道，辛俭勤劳，还要添上一句“精明算计”，这是晋商的功劳。

旧时徽州所辖黟县、歙县有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多，向外一丢。”丢外做甚？学徒经商。明清两代有“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之说。徽商讲求“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有“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之传统，说白了，就是经商好政，亦商亦仕。安徽人素有政治情结，有热心政治的传统。我曾在合肥一家小酒馆里，听闲在下来的老板大讲省内高层人事变动，更令我惊讶的是他那副时而拳拳、时而耿耿的神态。由于崇尚政治，以“政治作为、政治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观念风靡全省，根深蒂固。徽商亦然，多教子业儒，参加科举，跻身仕途，这样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为经商提供政治屏幕障。徽商往往一手抓银子，一手抓“顶子”，发财后偏爱破费捐官，就是买官，多为虚衔；不为活人捐，还为逝者捐，建个功德牌坊。今歙县文物名胜牌坊群，即是徽商人文特质的明证。

晋商、徽商的人文性，如此不同，如此特殊，如此有趣，难怪声播远近，名传古今。而冀商的人文性，又是一番景象。

河北人的文化性格和人文精神中，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绪，一种悲壮美，所谓“慷慨悲歌”，所谓：“山东好汉，河北英雄”。河北人的大轮廓是朴实平谈，侠义坚忍；内中又可分枝附注为宽容、大度、内敛、务实、商武、正义、克制、服从等等。而这些人文性格还隐含着负面现象，如吃哑巴亏、平庸闲散、义气用事、冲动鲁莽等。这是由河北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地缘政治等等因素决定的，可以另作一篇大文章，这里不便细述。

冀商的人文性中，自然而然地带有河北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质。

冀商不像晋商、徽商那样善于与“官”“政”结合。清赐晋商八大皇商，手持龙票做买卖，何等威风！报载，老呔帮中“京东第一家”的刘氏资本，因与奉系军阀结怨，张作霖翻脸查封了刘家在东北的所有商号，导致刘家三分天下失其二。这样的事，在晋商、徽商那里是不会发生的。又报载，有一首旧时民谣；“山西人骡驮鞒，山东人大    褥套，直隶人钱两吊”，用以形容三省商人还乡时的不同场景。这表明什么？冀商买卖不行，赚得少？有可能。但从人文性来看还可以用另一首民谣来诠释：“山西人盖房，山东人存粮，徽州人修牌坊。”晋商，鲁商在外发了财，一般将银子弄回家，而冀商则往往留在当地作进一步发展。另外，河北人隐忍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也可以对“钱两吊”作出解释。

同是冀商，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的人文性又有差异。这不奇怪，同为石家庄市的两个县，辛集人随和，平山人倔强；相邻的两个县，正定崇文，藁城好勇，可谓“十里不同乡”。但归纳整合一下，冀商的人文性还是可以概括出来，即闯练、诚信、平实、重义。

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冀商，而且这两个字应该是大写的。确证相对于晋商、徽商、浙商和其他各路商帮而独立存在的。有其独特经历、作用和影响的冀商，对于我们今日新冀商的崛起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文化意义。

英 雄 无 觅

石玉新

英雄的概念与形象，和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相始相终。

细想之，这时间何其长，空间何其大，内涵——已然凸现的我们所熟悉的和尚未问世的今人不可能知道的各式各样的英雄——又何其多多！

大凡风云变幻之际，便是英雄辈出之时。楚汉有项羽刘邦，韩信张良；三国有曹孙刘，诸葛亮，关张赵马黄；两宋有岳飞文天祥；清末有关天培邓世昌。至近现代百年间，在推翻反对统治、抗击外敌入侵、建立共和国家的伟大斗争中，英雄人物更是灿若群星。

这其中也有异说。近闻新论，“怒发冲冠”的岳鹏举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文山不能再称之为民族英雄，因为彼时互为外敌的宋金元均在此时中国版图内，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我对此问题缺少研究，不敢随便说话，但心里别扭——倘依上述高论，果真实现了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又将置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于何地呢？

还有一种“大英雄”的誉美，近些年异常响亮，即对皇帝特别是清朝前期几个帝王的颂扬。“戏说”之类还罢，真正摆开场子拉开架子一部接一部地唱大戏，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想不睹都不行，搁不住从中央到地方七八家电视台见天见地“轮番轰炸”呀！《雍正王朝》中有歌词“得民心者得天下”，《康熙大帝》里唱什么“我真想再活五百年”，这纯属从臀部孔道排出的异味！难道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人对封建专制的鞭挞都白瞎了？一看见那个曾在电视连续剧《长征》中饰过伟人的演员扮演雍正装模作样忧国忧民，我就恶心；一看见什么“舒服一点”的广告里小太监贱声贱样地喊“皇上，心意到了”，我就想开骂；一看见书店充斥着某当红作家专写清朝皇帝老儿“丰功伟绩”的几本大部头被众人翻阅购买，我就感到悲哀——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有点问题了。

英雄的本义，一是指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二是指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佩的人；三是指具有英雄本质的群体，如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包括现代意义上的领袖，一般不套用此本义。以事业大小来论不行，希特勒占的地盘干的“事业”就很大；以反叛精神来论不行，洪秀全杨秀清即使取代了清王朝也不会比咸丰同治好多少；以统治时间长短来论也不行，慈禧太后和蒋介石都掌权达四十多年……评判此类人物功过是非的标准，简言之，即是否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注意，是“前进”，而不是亚细亚式的“反复”。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说什么“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差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这似乎是对领袖的谄媚，我看更多的是居心叵测，皮里阳秋，十几年后的温都尔汗就是明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英雄都是今人判定的英雄。对于芸芸众生，对于象空气和水一样平常的生活，这都是些提炼的间接的影象和信息，具体到亲历亲见，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英雄无觅。

我曾撰文讨论“什么是幸福”，我认为，幸福确实要有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但主要是一种主观精神活动，是一个人内心的感觉和创造，对于英雄，我同样认为，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和对英雄从精神到形象的认同，与每个人不同的经历以及由这种经历产生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当你试着寻找和感悟英雄时，你环顾四周，你闭目凝思，你会发现英雄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心中，那实在是你最熟悉不过的东西。

在电视台一次关于人文关怀的谈话节目中，主持人问几位嘉宾，说说你所崇拜的英雄。应答皆为伟人名人，而我回话，我崇拜的英雄是我的父母。

这首先是一种切身的无可替代的感受，而至感恩，感纫，感喟，感念。他们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他们是再普通再平凡不过的平民百姓，其正直，善良，诚实，博爱，勤劳，忍耐，豁达，仁义，甚至于愤懑和无奈，都保持着一种自然的连他们自己都无知无觉的高尚。我的父亲死于胃癌，十几个月的时间，体重耗下去整整一百斤。但他没叫一声疼，没诉一句苦，没落一滴泪。弥留之际，他都微笑着或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他已经做不出来了），一直看着我们兄弟几个。他倒下了，仍然是一棵大树，而不是一根木头……今年是父亲去世十七周年，我想用“三千胡杨”一词来纪念他，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他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如果你也想触摸一个活生生的具象的英雄，不妨按我的思路检索，那是一种更为博大深沉的意境，使你净化，升华，使你也想试着做一个英雄。

英雄无觅，大象无形。